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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馬勒和伯恩斯坦在杜達美手中閃耀〉

作曲家、指揮家、猶太人、紐約、維也納。這些正是馬勒(Gustav Mahler,1860-1911)和伯恩斯坦 (Leonard Bernstein,1918-1990)的共通點:兩人均兼有作曲家和指揮家雙重身分, 兩人都是猶太人,且都曾在上述兩座重要城市大展長才、發光發熱。這些有趣的巧 合,讓伯恩斯坦自詡為馬勒再世。

生於奧地利帝國的馬勒,先在維也納宮廷歌劇院達到指揮生涯的最高峰,後才轉 戰紐約大都會歌劇院;生於美國的伯恩斯坦則是在開創了紐約愛樂的黃金時代之後, 才將重心移往歐洲,和維也納愛樂保持密切的合作。

首先登場的是伯恩斯坦於一九八○年創作的《管絃樂嬉遊曲》:為慶祝波士頓交響樂團創團一百 周年,伯恩斯坦巧妙地以代表「波士頓」(Boston)和「一百周年」(Centenary)的B 音和C音為核心音,設計出八個短小精練、風格互異的樂章。

下半場安排馬勒極受歡迎的《第五號交響曲》。馬勒將作品的五個樂章劃分成三大部分。第一部分包含標示為「葬禮進行曲」的第一樂章及「暴風雨般」的 第二樂章,前者由著名的獨奏小號「號召」(Appell)開啟,後者爆發驚人的狂熱力量,是這首交響曲的「主要樂章」(Hauptsatz)。第二部分是個長大的詼諧曲,馬勒 特別在這個樂章安排首席法國號手擔任「必備法國號」(Corno obligato),讓他在多 個段落裡擔綱獨奏。第三部分由稍慢板和輪旋終曲組成,前者是馬勒送給妻子愛爾瑪 (Alma Mahler,1879-1964)的愛情宣言,後者充分展現馬勒精湛的對位技法,並以樂 觀正向的狂歡結束樂曲。

「我的時代終將來臨。」這是馬勒充滿自信的著名預言。自馬勒出生百周年的一九六 ○年起,這項預言終於在伯恩斯坦和其他支持者的努力下,逐步實現。今年,為歡慶 伯恩斯坦的百歲冥誕,世界各地爭相演出他的作品。

「頂尖之四」稱號的絃樂四重奏天團,是由樂團首席史塔布拉瓦(Daniel Stabrawa)率領。海頓的《日出》Sonnenaufgang 因開 場時第一小提琴在掛留的和弦上奏出上行主 題而得名。舒伯特第十三號四重奏之所以被 稱為《羅莎蒙》Rosamunde ,是因為第二 樂章的主題引用自他為同名戲劇譜寫的配 樂。德佛札克的《美國》American 是作曲 家旅居美國時所創作,展現他對美國的印象 與思鄉的心情。

 

〈樂季壓軸 馬勒最夯!卡內基演出九首交響曲紐愛馬捷爾告別演「千人」〉

卡內基音樂廳以整整兩周的時間, 演出馬勒所有的九首交響曲,加上唐詩配樂的交響歌詩《大地之歌》及三套管絃藝術歌曲,兩大指揮巴倫波英和布列茲輪流指揮柏林國家交響樂團(Staatskapelle Berlin)。紐約愛樂的新音樂總監艾倫.吉伯特(Alan Gilbert)在 式上任前最後一場音樂會,演的是馬勒的第一 號交響曲。無獨有偶,現任總監馬捷爾也選了有 「千人」之稱的馬勒第八號交響曲,結束他在紐愛七年的音樂總監生涯。

當馬勒在一九○七年受邀來大都會歌劇院指揮 時,他也經差不多受夠了維也納。他從一八九七 年擔任維也納歌劇院的總監,十年裡徹底改變 了這個當時全世界最重要的歌劇院的文化。但 在 改 革 的 路 上,他 也 得 罪 了 不 少人,等 到 一 九 ○ 七年時,他與維也納的緣分差不多走到盡頭, 加上德語地區反猶太的情緒,讓即使早就皈依天主教的他也感到不安。與此同時,他的個人生 活也迭遭困厄:大女兒夭折、醫生診斷出他有致 命的心臟病、太太與Walter Gropius的婚外情曝 光,難怪他會欣然接受大都會的邀約。

馬勒來大都會有點「相親」的意思,雙方都知道最好的結局是讓他當音樂總監。然而大都會移情別 戀選了托斯卡尼尼。馬勒也不甘示弱,馬上與紐約愛樂結為連理,從一九○九到一九一一年間擔任 紐愛音樂總監,當時紐愛的樂季,就是在卡內基音 樂廳裡舉行。

生氣勃勃的紐約讓馬勒很振奮。其他歐洲人看來 是粗魯無文的美國,馬勒卻視為是「由於精力過盛的年輕造成的率直和魯莽,可以原諒。」他對於紐 約的一切都很好奇,甚至去參觀唐人街的鴉片煙 館,還一度考慮要移居紐約,直到一九一一年冬天 他 感 冒 病 發,轉 為 肺 炎,才 回 到 維 也 納,在 當 年 五 月過世。

馬勒和他的遺孀艾爾瑪(Alma)刻意製造他在世 時、指揮名聲高過作曲名聲的印象,其實不然。他 的很多作品在首演時都很受好評。他轉戰紐約的 原因之一,就是大都會的薪水好,又無需操勞行 政,可以讓他專心作曲。

但他死後其音樂確實有點受冷落。一方面他的 猶太背景在納粹時代成為禁忌,一方面對二十 世紀前半的音樂革命家來說,他扎根於十九 世紀德奧傳統的音樂風格,嫌有些落伍。直到 一九六○年代後,另一位也是身兼作曲指揮的 伯恩斯坦,以浪漫深情大氣魄的方式詮釋馬 勒,帶起的馬勒熱至今不衰。

伯恩斯坦認為馬勒的音樂代表了其本人生平個性的衝突,與世紀末維也納的焦慮:「像是 一面鏡子,把西方社會衰敗的開始反映在他 們眼前」。布列茲則說,「馬勒的世界充滿了思鄉、懷舊的情緒。」但與此同時,他的音樂又是預言「一個舊世界必須要毀滅,一個新世界 要來臨」。馬勒不管陽春白雪或下里巴人都任 意融合,也很投當代知識分子之所好。

柏林國家交響樂團連演馬勒,難免有點耍噱頭的味道,因為馬勒曲子極大,需要好好準備, 在前三四個晚上的表演,果然就有點粗糙,銅管更是頻放炮。或許是水土不服吧,第二個星期就好得多,尤其是布列茲拿手的第六和第八,以他精準冷酷的現代感,正好把馬勒的泛浪漫主義維持住微妙的平衡。

「千人交響曲」也是充滿矛盾與衝突。樂曲第 一部採用九世紀拉丁禱詞〈創造之靈來臨〉, 第二部取的卻是西方藝術史上最有名的叛教者浮士德。這是他獻給太太的情詩,卻是在頌讚死亡與超脫。雖然名叫交響曲,卻以聲樂貫穿全曲。

馬捷爾在紐愛七年,評價可說是功過各半。他保持並精進樂團的水準,並提高了票房收益。 但他高不可攀的個性,不管是樂團或觀眾,都 很難對他有認同親切之情。他雖然也作曲,但並不大力推廣新音樂,也讓樂評覺得他太過遷 就聽眾的口味。但他選擇了「千人」向紐約告別,顯然對於自己的成就,還是頗為得意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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